当前位置: 曾国藩 > 曾国藩研究 >

曾国藩是如何热起来的?

时间:2019-11-14来源:曾国藩文化网 作者:周昂
分享到:

“其实,曾国藩这个人既不是圣贤完人,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,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内涵的悲剧人物。”唐浩明如是说。

1990年,他的小说《曾国藩》问世,曾国藩终于摆脱了政治的羁绊,红遍大江南北。

“反动派”

曾国藩的形象一度登峰造极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,曾国藩作为“中兴名臣”在民国时期大红大紫。这源于蒋介石一生对曾国藩推崇备至。据说,蒋氏无论带兵打仗,家庭教育,无不以曾氏行事为准绳。由于当权者的倡导,一本名为《曾涤生之自我教育》的小册子还曾以《革命青年丛书》之一出版,广为传播。学术界自然不甘落后,例如李鼎芳的《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》中便写道,曾国藩“才能足以服人”、“道德足以感人”、“令名足以信人”、“性情足以近人”。

曾国藩是正面的,他的敌人洪秀全则是反面的。早在对苏区五次围剿期间,国民党便将红军称为“粤匪——太平军”,国民党宣传部长叶青还曾经发表文章,称毛泽东主义是“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”。

对此,红色政权自然不甘示弱。1944年,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发表了《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》,文中将曾国藩称为“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”,“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,厉行所谓安内攘外”。

这篇文章决定了大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曾国藩的态度。1949年后,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依旧将曾国藩视为正面人物,而在新中国,他沦为了不折不扣的“反动派”。

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,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。”这是1960年代教科书上对曾国藩的评价,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对这个评价记得非常清楚。那时,他还是个中学生,多年以后,他的小说《曾国藩》正是因为这个定位而迟迟不能出版。

教科书如此,《辞海》也好不到哪里去。1965年的《辞海》未定稿中,对曾国藩的评价是“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,勾结外国侵略者,镇压中国人民革命。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”。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局、福建马尾船政局等近代工业,也被称为“利用军火工业加强反人民武装”。

直到1979年版的《辞海》中,这两句评语才被删掉。

大地主的“遗产”

1979版《辞海》出版时,“文革”已然结束,百废待兴。国家领导人陈云提出,应加强对历史文献的记录整理出版,国务院为此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。落实到湖南省,古籍专业出版社——岳麓书社于1982年应运而生。同年秋天,36岁的唐浩明从华中师范学院(华中师范大学前身)古典文学专业毕业,分配到这里,成了一名编辑。

据他回忆,当时湖南省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,对近代文献做出版规划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是一些湖南重要历史人物的全集,包括左宗棠、魏源、王闿运等等,“而曾国藩全集是更重要的”。其原因是,“曾国藩是近代一个很重要、很复杂的人物,褒贬不一,在历史留下的痕迹最深。”

而他遗留至今的资料,又弥足珍贵,亟待整理。这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。

当年,曾国藩十分重视资料保存,无论在朝廷做官,还是带兵打仗,都将自己的所有文字留存底本,着专人定期送回老家,其中包括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代皇帝的赏赐和他生前的所有文字的原件、副本及大量藏书。这些资料被他的后人当做极其珍贵的藏品,有专屋贮藏,专人看守,秘不示人。

1950年“土改”开始后,曾家作为“大官僚大地主”,其田地被分给农民,房屋被政府征用。至于曾国藩留下的书和文字,有很多人建议干脆一把火烧掉,免得“反革命”的东西贻害后人。幸而当时湖南省领导认为它们有史料价值,一个指示,这批资料装了满满一辆军用卡车,运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一间旧屋子里。天长日久,人事变迁,所有人都忘了这间屋子里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批资料反倒奇迹般地躲过了“文革”浩劫。

当“文革”结束,锈迹斑斑的将军锁再次被打开时,这批珍贵的史料已经安静地沉睡了三十年。几个专家花了半年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初步的清点,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:此间文字大大超过了早先流传的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

很快,岳麓书社决定以此为基础,编纂一部新的《曾国藩全集》。唐浩明被指定为该项目的责任编辑。

家书争议

1984年,改革开放第六年。是年1月,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并题词,7月,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——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,10月,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。

同样在这一年,岳麓书社《曾国藩全集》出版工作正式启动。

这首先是一项体力劳动。由于那批珍贵资料已经纸脆卷黄,禁不起折腾,图书馆不许出借。唐浩明自己把出版社里唯一一台复印机用三轮车拉到图书馆,足足印了三四个月,每天一身灰尘走出房间。

尽管干劲十足,他的心里也不无隐忧。“我(当时)一再讲,我们只是出版历史文献,不做任何的议论。”他告诉《中国周刊》记者,“我们做的只是技术上的工作,无论是前言、后记、注释,都是纯学术”,这样,“说不定哪天有人出来怎么样怎么样说,我们也有一条退路,可以自保。”

结果,麻烦真的来了。

1985年10月,《曾国藩全集》中的家书部分率先出版发行。孰料,没过几天,《湖南日报》一篇评论出炉,“说我们现在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,现在有好多革命老前辈的家书没有出来,为什么出曾国藩的家书?”唐浩明回忆说。

唐浩明和其他参与全集工作的专家忐忑不安。“‘文革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,报上一篇文章出来,往往后面有很大的背景,政治压力马上就来了。”为此,唐浩明连夜跑到省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家里打探风向,得到的回复是“应该不会有什么背景”。接下来,果然没有跟风的文章出笼,大家这才稍稍安心。

随后,海外传来了更令人欣慰的消息,1986年7月1日,纽约华人报纸《北美日报》发表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》的社论,称《曾国藩全集》的出版“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区的标志,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,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……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”。

学术界对于曾国藩的眼光也趋于客观。唐浩明说,过去凡是曾国藩做的事情,都一概否定,连倡导洋务运动,学习西方也是“洋奴哲学”。现在,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,没人再提所谓“洋奴哲学”了,曾国藩的这一“罪过”也自动消除。

不过,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资料的梳理工作。“我在阅读、整理这批发黄的百年旧档的过程中,逐渐感觉到曾国藩这个人物不是用‘汉奸、卖国贼、刽子手’这三个名称就能概括得了的。”

一本需要领导集体签字的小说

1986年秋天,唐浩明开始筹划撰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。“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、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,时代的潮流是要将这个王朝彻底摧毁,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,这难道还不可悲吗?”

这股怜悯,是这部文学作品的基色。在当时的气候下,这种解读,无疑显得很大胆。

有人劝他不要费力不讨好,“你写了以后出版不了,不是白写了么!”

事实上,唐浩明对此也不无疑虑。他先写了一个五万字的中篇,托朋友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《芙蓉》。时任该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朱树诚在细读作品后,约唐浩明面叙,告诉他,这部小说不应该只有五万字,要扩容,写长篇。

这一扩,写成了一部120万字的“曾国藩三部曲”。

然而,20年后,唐浩明向《中国周刊》记者坦言,“这部作品中有一个问题。”

他所指的,是在这部作品中,对于曾国藩的敌手洪秀全,笔墨不多。“我有意识避开了”。

他举了一个例子,在《曾国藩》第一部《血祭》中,有一个章节“天王定都”,是专门描写太平天国的,其中提及洪秀全,原稿中写道:“偶尔夜深人静,他想起自己为何扯旗造反,走上与大清王朝作对这条路,说到底,怕就是因为考场上屡屡受挫的缘故吧!”又写道,定都天京后,洪秀全“自此天天锦衣玉食,夜夜洞房新婚,耳中笙歌如天上仙乐,眼前曼舞似杨柳曳枝。天王对这种生活已十分满足了,他的脚步再也不迈出天王宫一步,怕刺客暗杀;昔日铁马金戈的岁月,已成为十分遥远的记忆了。”

“现在看来毫无问题,但当时这种话不允许,因为贬低了农民领袖。”唐浩明主动删掉类似的段落,“我当时为了书要出来,尽量减少一些麻烦,怕这些东西成为人家指责的把柄。”很多年后,这些内容才被重新补上。

此外他提到,除了湖南文艺版之外,目前市面上所有的《曾国藩》版本都有卷首词,里面提及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:“愚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,观其收拾洪杨一役,完满无缺”。而最初出版时,这样的话也不能刊出。

尽管反复推敲、辗转、腾挪、自我审查,小说的出版还是遇到了困难。

小说《曾国藩》被定为“敏感书籍”,出版社没有最后的审批权,要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拍板。选题报上去,一连好多次都没有通过,“当然是政治上的顾虑”。而他委托家人在台湾联系的出版商十分爽快,出版进度反倒超过了大陆。

1989年,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来了新局长,唐浩明带了一大兜子材料登门拜会,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。“他后来就说,这个书,一不影响四项基本原则,一个不是诲淫诲盗的,都不挨着边嘛。一个湖南的作家写湖南的历史人物,放在湖南的出版社出,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。”这位局长随即提议所有局领导都来看这部作品,每个人签下自己的意见,“一方面表示慎重,另一方面今后有什么事情,大家就共同承担了。”唐浩明笑道。

最终,所有人一致决定“放行”。

1990年8月,长篇历史小说《曾国藩》由台湾黎明书局率先出版,三个月后,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大陆将该书推出。

被时代左右

1990年,距离《曾国藩全集》启动,又是六个春秋。

这一年4月,中央做出开发上海浦东的部署,8月,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,11月,深圳迎来了特区建立十周年,同月,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。“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,如何尽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,如何发财致富享受生活,成为一个公开而荣耀的话题。”吴晓波在其《激荡三十年》一书中写道。

此时,曾国藩出现了。

小说《曾国藩》出版后,不到两年就已重印9次,至今已经累计重印29次,印数80余万套,超过200万册,目前仍然在出版,堪称当代中国最卖座的小说之一。更不论那些数不清的盗版了。

“从政要读《曾国藩》,经商要读《胡雪岩》”一语悄然流行。有趣的是,刊登这句话的媒体,正是当年对《曾国藩全集》出版大加抨击的《湖南日报》。

小说《曾国藩》的红火,完全让唐浩明始料未及。

而它带动的社会效应更加深远。除了两岸关于曾国藩的学术研讨会林林总总,市面上的曾国藩做官书、人际关系书、看相书也纷纷出笼,五花八门。

当人们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功时,当大批管理学的书籍还没有登陆时,环顾周遭,人们发现只有革命成功经验的书籍,而这根本没办法指导人们领导一个企业。曾国藩、胡雪岩等的书籍,一下成了管理学、成功学书籍的先驱,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当作更本土化的MBA案例来阅读?

1999年版《辞海》中,曾国藩的词条也做了进一步修改,诸如对他在天津教案中“残民媚外”一类的严苛评语,变为了更温和的“惩办民众、对外妥协”,并延续至今。

为什么曾国藩火了?唐浩明的解释是,“处在变革时期,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声音,尤其期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的身上获取一些启发。”“在今天他对人们有实实在在榜样的作用。”

这个判断,很容易找到引证。

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曾说:“曾国藩非常好学,做事非常坚毅,也很有社会责任感。他能够凝聚一个团队,执行中又没有书生气,而是务实地操作。他能洞察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,能够把握如何把事情做成功的方法。”正是在1990年,李东生出任TCL集团副总经理兼电子公司总经理,并由此开创他的家电事业。

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:“(曾国藩)从人性上,从他自己对心态的把握上,我觉得是古今中国三千年的第一人,他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思想,并在行为做到了。”同样,1990年,35岁的胡葆森告诉老爸,自己为了赚钱,决定下海。

如果说,曾国藩被当作刽子手是被时代左右,现在的形象则仍然是被时代左右。

唐浩明本人对此也有一番感触。

他在2008年的一次讲演中说:“从正规的新华书店到个体户的书摊,只要你走进它们,眼睛立刻就会被‘曾国藩’三个字所吸引,这种现象大概在中国的出版史上也不多见。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,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场面,心里已经没有丝毫的欣喜之感,相反倒是觉得隐隐作痛。”

“社会上看到的是曾国藩的成功,他建设了一个好团队,功名富贵也到了顶点,他很会跟各方面政治势力打交道,也很善于保全自己,也识人用人,有很多成功之道,这些当今的社会最看重,人们很希望从这个人身上快捷地获得成功之术,但这是表面上的东西,”唐浩明的声音抬高了很多,“他的本质,值得我们学的东西,是他的品性,就是‘自律克己’。讲的更明白一点,就是‘自己跟自己恶的方面斗争,努力地做一个好人。’”

曾国藩曾经左右了一个时代,然后,他被时代所左右。或许现在,时代可以放过他了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?人们应该可以安静地探求了。

(责任编辑:zgfwh)
关注曾国藩文化,分享人生智慧